罢工在什么样的经济背景下发生？Lina Lin 通过探究上海上世纪30年代的工人运动发现，随着经济发展和价格上升，工人阶级罢工数量增加。同时，罢工在经济形势良好的情况下更容易达到增加工资的目的。

经济形势的变化会直接导致工人运动的增加么？一些学者认为罢工仅仅是一种随机现象，与经济周期无关（Ashenfelter and Johnson 1969）。其他学者则认为罢工与经济周期紧密联系，要么顺周期要么逆周期。Devereux and Hart（2010）发现不管是否和工资相关，罢工的时间都是逆周期的。而我的研究揭示了上海在1930-36年间经济形势与工人运动的正相关性。工人运动和工人的议价权随着城市地区经济的发展而增加。

上世纪30年代处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转型时期。1932年，一二八事变导致上海工商业受到重创。工人和雇主都在战争和经济衰退中挣扎。经济在三十年代中期开始恢复。价格上涨，政治环境逐渐稳定，国家财政管理能力有所提升。但是工人运动却越演越烈。

1930到1936年间，上海的生活成本和工人运动数量呈显著的正相关性。如表一所示，其相关性系数（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为0.91。在标准化工资后，此关系仍然存在。当经济发展良好时，市场价格上涨。价格上涨最终会导致生活成本增加。同时，那些不愿将早期经济复苏扼杀的雇主们则极力避免提高占总成本大头的工人工资。由于生活成本增加且工资不变，工人们的购买力下降。因此，实际工资的下降增加了工人通过罢工要求提高工资的概率。

表(一) — 1931-1936 年上海工人运动数量与生活成本指标关系图

为了探究这个问题，我搜集了由国际劳工组织中国分会 （China Branch of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在1938年收集和整理的上海1930-1937年的工人数据。同时翻阅了上海工部局（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SMC) ）1930-1937年间的备忘录。其记载了丰富且未公开的关于工人运动的详细资料。其中包括工人运动的原因以及雇主和工人之间协商和仲裁调解的详细经过。

上海工人数据记录了1933年到1936年间工人运动的五种原因，其中包括工资，工时，失业，福利，以及其他。1933年到1936年间，随着经济复苏，由工资导致的罢工占总罢工数的49%增加至60%。这印证了我之前对罢工数量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解读。随着实际工资的下降，工人利用罢工来争取提高工资。

上海的工人运动有多成功？SMC的记录中包含足够多的仲裁结果。他们可以大致分为三类：工人要求被全部满足的案例，工人要求被部分满足的案例，以及工人要求被驳回的案例。表二显示，工人要求被全部满足的案例占比从1933年的30% 上升至1936年的44%。这表明工人的议价权显著提高。也说明随着经济发展，雇主对工人的要求更乐于接受。

表(二) — 1933和1936年间雇主与工人的协议占比

为什么当经济发展时，雇主更愿意妥协呢？SMC记录的两个原因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首先，雇主担心一个工厂的罢工会刺激其他工厂的工人也参加罢工。为了避免影响继续扩大，雇主愿意做出退让。第二，为了避免生产停止，雇主只能接受工人的要求。

因此，在上海1930-1936年间，经济发展与工人运动呈正相关性。经济因素虽然重要，但并不是唯一或主要决定罢工数量的因素。政治环境，国家政策和法律也同时影响工人运动。这些多重因素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研究发现工人运动与经济发展的顺周期关系，而其他研究发现逆周期关系。

参考文献：

Ashenfelter, Orley, and Johnson, George E. “Bargaining Theory, Trade Unions, and Industrial Strike Activit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9, no. 1 (1969): 35-49.

Devereux, Paul J, and Hart, Robert A. “A Good Time to Stay Out? Strikes and the Business Cycle”,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49. (2010): 70-92.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史系，是经济史领域世界一流的研究和教学机构。该系设有本科，硕士和博士项目。每年在该系获得博士学位的毕业生，前往世界各地的经济系和历史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