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是促进社会流动的重要机制。但如果同时考虑祖辈和家族关系对后辈社会地位的影响，这个观点还有待商榷。相较于促进社会流动，这篇研究认为科举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平衡和合理化国家与精英之间利益分配。
社会流动体现一个社会的公平程度。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越少受他自身背景的影响，社会流动程度越大。因为严格的科举制度更看中个人能力而非社会地位，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它促进了中国古代的社会流动。然而我的研究并不支持这一观点。目前的研究并没有将除父母以外，来自家族的财富和支持考虑进去。同时，也没有探究这些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维持一个家族的兴盛。
通过潜在因素模型（latent factor model），我发现一个家庭的社会地位延续能力被传统的两代模型（two-generation model）严重低估。爷爷和家族其他父系祖先的社会地位，如是否通过科举考试和获得官位，显著影响精英家族的延续。这也侧面证明科举制度只能有限地促进社会流动。
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科举制度在清朝的政治经济影响。我认为科举制度是合理分配和统一政府和精英之间利益的桥梁。精英家庭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获得社会认可的地位。相较于普通人，精英阶级有更雄厚的财力，更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更强的社会关系。这些都能帮助他们通过科举考试。通过这些优势，他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文凭和官位的垄断。通过强调个人能力而非家庭背景来选拔人才，政府利用科举制度为官僚体系提供新鲜的血液，并同时将授予文凭和官位的权利掌握在自己手中。一方面限制精英家族无节制地扩张势力，避免强权家族的产生；另一方面也满足精英家族延续的需求。同时通过倡导儒家经典，鼓励文人忠于政府和服务于清朝。
精英阶级是否可以延续社会地位：
在一个流动性高的社会中，穷人（社会地位低的人）有机会成为富人（社会地位高的人），反之亦然。个人是否通过科举考试并是否进一步获得官职体现科举考试如何影响社会流动。
目前学界对于精英阶层的社会流动研究仍存在争议。有些学者，如何炳棣(1962) 和Campbell and Lee, (2003) 发现精英家族会经历明显的社会地位下滑并且不能保持他们的特权超过三代。Shiue (2019) and Hao (2012) 通过研究族谱和稀有姓氏发现，精英家族能够延续他们的社会地位。目前研究的主要局限性有两点。第一，他们都局限在具体的某一个省份，不能代表全国。第二，传统研究社会流动的方法不能很好的将家族因素考虑进去。尤其是那些无法量化的因素，比如财富和社会关系资源。
为了探究这个问题，我利用朱卷构建了一个涵盖全国十八个省份的精英家族数据。这其中包含这些家庭中连续四代男性祖先的最高文凭和官位。我通过潜在因素模型（latent factor model）将祖先和宗族的影响考虑进去，计算一个精英家族的延续能力。并将所得系数于传统父子代际系数对比。
结果表明，个人的社会地位与爷爷以及祖先有显著的正相关性。通过潜在因素模型（latent factor model）计算的潜在代际传递系数为0.79，远远高于传统的父子之间的代际传递系数（.3-0.5）。这表明，代际之间传递的潜在条件帮助精英家庭保持其社会地位。
更进一步，我探究长期社会流动是否遵循马尔可夫过程 (Markov process) – 即父子代际传递系数是否可以预测长期社会流动。通过比较根据传统模型计算的三代和四代的代际传递系数（其遵循马尔可夫过程）与实际OLS模型计算的代际系数，我们发现传统模型严重低估了代际之间的传递性。
正如表一显示，传统模型的多代系数要比实际的多代系数低45% 和62%。相反，根据潜在因素模型（latent factor model）计算的多代系数不仅与实际多代系数高度吻合，同时表明精英家庭回归到平均水平的速度需要至少四代。
合法化精英地位和政府权力的科举制度：
既然向下的社会流动是难以接受的，为什么精英们会接受由科举制度主导的社会流动机制呢？自隋朝以来，科举制度存在超过1000年，在明清时期被发扬光大。清朝小政府模式导致精英阶层在中国传统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为政府提供资源和资金，管理当地社会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处理地方纷争。我们不禁要问，既然他们的地位如此重要，为什么会接受这个会增加其向下流动风险的科举制度呢？
事实上，科举制度从来没有真正危及精英阶层的社会地位。相反，它延续并合法化了其地位。
首先，精英们可以从获得学位或官职的父亲和祖先那里获得经济和学术支持。教育成本对于大多数普通家庭来讲仍然较高。根据Rawski (1979, p. 104-106) 的估计，初级教育费用每年大约1.4-3两白银。到十九世纪时，一个农民家庭的平均收入大约为26.61 两。维持家庭在生存线水平的开支大约为23两 (Allen et al, 2010)。一个家庭可能需要全部或至少一半的全年可支配收入来支持一个孩子的教育。
其次，老师的质量也会很大程度上决定通过考试的成功率。精英家庭大多有已经通过考试或者有官职的长辈。这能很大程度上减少寻找良师的成本。对于富裕家庭来说，即便没有经验丰富的长辈，财力也能支持他们寻到良师。但这些都是普通家庭所不具有的资源。这些成本都阻碍了有能力却没有财力支撑的学子求学考试。
另一方面，即便没有通过科举考试，精英们也有更多的选择帮助他们保持社会地位，比如买学位或官位，和有社会地位的女性结婚，或者经商。如果通过考试，他们的仕途也会得益于家庭背景和婚姻而发展的更好。
这些优势代代积累。他们会弱化科举失败来带的影响。即便其中一代科举失败，门当户对的婚姻也会帮助保持其社会地位。对下一代而言，家族依然能为他提供经济和学术支持以帮助他通过考试。通过财富和地位的代代积累，这些家族得以长久保持他们的精英地位。
对于政府而言，科举制度通过控制精英阶层巩固社会地位的能力，保证其对政府的支持。通过获得社会认可的地位和为政府服务，他们也成为了政府的积极拥护者。
总结：
这篇研究有两点结论：
第一，清朝的社会流动性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高。精英家庭较高的潜在代际传递系数表明家庭财富，文化底蕴，和家族社会关系通过科举考试和官场职业发展对促进家庭长久不衰发挥重要作用。拥有更多资源的精英家族在考试和职场发展中都更有优势，这同时又近一步强化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因此这些家族可以长久不衰。
第二， 科举制度是政府和精英相互妥协的产物。通过科举制度，精英们能够维持社会地位并获得政治权力和特权。政府可以避免个别宗族过度获得政治权力的同时又能获得大量忠诚的支持者。
参考文献：
Allen, Robert C., Jean‐Pascal Bassino, Debin Ma, Christine Moll‐Murata, and Jan Luiten Van Zanden. “Wages, prices, and living standards in China, 1738–1925: in comparison with Europe, Japan, and India.”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64 (2011): 8-38.
Campbell, Cameron, and James Lee. “Social mobility from a kinship perspective: Rural Liaoning, 1789–1909.”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48, no. 1 (2003): 1-26.
Ho, Ping-ti.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New York: Columbia UP, 1962. Print
Hao, Yu. Social Mobility under Three Regimes, China, 1645–2012.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2013.
Jiang, Qin, and James Kai-Sing Kung. “Social Mobility in Pre-Industrial China: Reconsidering the ‘Ladder of Success’ Hypothesis.” Available at SSRN 3255796 (2016)
Shiue, Carol H. “Social Mobility in the Long Run: A Temporal Analysis of China from 1300 to 1900.” (2019).
Rawski, Evelyn Sakakida. 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 Ann Arbor: U of Michigan, 1979. Print. Michigan Studies on China.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史系，是经济史领域世界一流的研究和教学机构。该系设有本科，硕士和博士项目。每年在该系获得博士学位的毕业生，前往世界各地的经济系和历史系工作。
